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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大可:梁祝故事——男同志的情感哀歌

[日期:2015-09-21] 来源:  作者:      手机版 http://m.man77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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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,足可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莉叶故事媲美。有人声称,它是中国古典悲剧的颠峰,最完美地表达了东方男女的纯洁忠贞的情感。这个立场就是数百年以来梁祝故事阐释的主流。

  梁祝传奇始见于唐代的《十道志》和《宣室志》等,尽管文字比较简略,但五官眉目都已成型。而更为详尽地叙述其细枝末节的,当推清代俞樾《茶香室四钞》援引的《祝英台小传》,它这样告诉我们说,东晋时代有个女子祝英台,小名九娘,出身于浙江上虞富家,“生无兄弟,才貌双绝”,父母想要为她择偶,她却推辞说,女儿应当出外游学,去寻找真正的贤士。于是就改扮男妆,自称“九官”,云游江湖,路上遇到会稽(今绍兴)人氏梁山伯,惺惺相惜,于是一同到江苏宜兴善权山的碧藓岩下搭建书房,刻苦读书,同居同睡长达三年之久,而梁竟不知道祝是个女子。分手时,祝英台嘱咐梁山伯,要他务必在指定日子里来家里赴约,他会告知父母,把自己的妹妹“九娘”嫁他,这其实就是以身相许的秘密承诺。

  但梁山伯却因家贫自卑,不敢前往,拖过了约定的日期。于是祝英台父母就跟富豪马家订下女儿的婚事。后来梁山伯当了鄞县的县长,赴任时途经祝家,查询“九官”这个人,家僮回答说,家里只有“九娘”,并没有“九官”这个人。梁山伯这才惊悟,便以同学友情为由,恳求相见。英台以罗扇遮面,出来作了一揖,仅此而已。梁山伯追悔莫及,思念成疾,竟然不久就病死在任上。

  《小传》进而描述说,第二年英台出嫁马家,下令水手绕道前往梁山伯的墓地凭吊。抵达时风涛大作。英台在山伯墓前失声痛哭,大地忽然裂开,英台坠入墓穴,外面仅留下她的衣裙,却也化作蝴蝶飞散而去。宰相谢安听说了这个故事,上奏朝廷,皇帝感念英台的忠贞情爱,封她为“义妇”。如今山上杜鹃花盛开的时候,常有大碟双飞不去,相传是两人的灵魂所化,所以世人称这种大蝶为祝英台。明代陈仁锡的《潜确类书》称,南齐建元二年,当地人在当年读书的老宅上建了“碧藓庵”,刻有“祝英台读书处”字样,来纪念这个不同凡响的女性。至此,梁祝悲剧变得情节曲折,委婉动人,已大致完成了其叙事结构的发育过程。

 

同性恋语法下的梁祝传奇

 

  然而,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情感悲剧是不可避免的,因为它并不是寻常的“男欢女爱”。尽管祝英台爱上梁山伯,确乎是女人对男人的传统爱慕,无须大惊小怪,但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感情,却是大有蹊跷,很值得我们细加玩味。十五年前我就曾撰文,指认它是经过伪饰的同性恋范例,显示了中国同性恋文化和美学的基本特征,但这一长期流传于吴越乃至长江流域的悲剧,同时也是话语误读(或掩蔽)的一个范例。从被言说和传播起,直到在越剧中扩充与定型,“梁祝”一直遭到异性恋话语的阐释,以致它的真实语义被长期歪曲,并且以后还将被继续歪曲下去。

  梁祝故事之所以遭到误读,乃是由于其主要角色是一对男女。消除这一语误的方式,就是运用同性恋语法对文本展开重读。

 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,在“梁祝”文本的入口,伫立着梁山伯的英俊身影,他正形单影只地行走于访学的道路,这时,另一个出门访学的婀娜“男子”(由祝英台假扮)出现在他孤寂的视界里。这个陌路相逢的“男子”用“他”的秀丽、娇羞和温柔,点燃了梁山伯的情火,促使他以“友谊”的名义与之同行乃至结庐共居。他们同宿一室,朝夕相处,感情日益深厚,而梁则在等待一个感情出击的适当时机。

  祝英台化妆成男子后究竟是怎样的形象,这点可以从越剧《梁祝》中获得启示。由女演员扮演的祝英台,尽管一身文士装束,却依旧是眉黛含春,从骨头里散发出女人的妩媚。但不同寻常迹象在于,这种“娘娘腔”不但没有触发梁山伯的反感,反而令他对前者产生了一段非凡的“友情”。

  祝英台并未意识到梁的“友情”中所隐含的特殊意味。她私下爱慕着梁,以为只要她还原为女妆,梁一定会加倍欣喜和娶她为妻。在分别之际,她含蓄地向梁山伯发出了隆重邀请,希望他能准时到家里迎聘她的妹妹(她本人的一个代码)“九娘”。这是一个旧时代女子向男人所发出的暧昧而动人的呼吁。

  然而,梁山伯并并未如期赴约。他事后对人辩解说,因为家境贫寒,无钱置办聘礼和婚仪。这显然是一种推脱之辞。而更符合逻辑的推断是:他对娶一个女人没有任何兴趣。他仅仅喜爱哥哥“九官”而已。为避免“娶亲”造成的“麻烦”,他压抑下了与祝英台重逢的强烈渴望。他的计划是先拖过下聘礼的约期,使婚姻成为不可能,然后再登门造访,以了却对祝英台的无限思念。但这一举动严重打击了祝英台。她的父母不容许女儿继续为一个贫穷弟子耗费青春,决定将其许配给富豪马家。祝英台找不到任何理由推诿,只能应允这种父母之命。

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双双“觉醒”

  此后的事件发展变得越来越富于戏剧性。当梁山伯在赴宁波当官途中专门前往探视祝英台时,家童声称府上只有“九娘”而没有“九官”,这使梁猛然意识到他犯了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——爱上了一个真正的女子。震惊之余,他要求亲眼见一下祝,以证实家僮的说法。祝英台用罗扇遮着脸腮,出来向他袅袅作了一揖。梁又惊又怒,以为受了莫大的欺骗——这个女人,竟然伪装成男子欺骗他,把他置为感情的掌上玩物!这再度证实了世上女人的险恶。然而,祝的妩媚形象却继续纠缠和折磨着梁,使之无法从往事的甜蜜追忆和残酷现实中摆脱出来。尽管担任县令符合他大济苍生的理想,但致命的精神楚痛,最终竟把他推向了病魔、伤痛和死亡。

  惊悉梁山伯病逝的噩耗,祝英台最初的反应是难以言喻的悲伤和悔恨。她把梁见到她“真身”时又惊又怒的情形,当作梁热恋和追悔的证据。她后悔当初未能及时揭破自己的性别,以致对他心灵造成了无可挽救的致命打击。但这时一些有关梁山伯同性恋的风闻可能已经断续传来。她半信半疑,亦悲亦恼,心情复杂地踏上了出嫁的道路。

  为证实民间的传言,她下令船夫专门绕道清道山,并以风浪太大为由停船靠岸,然后只身前去祭扫梁墓。从这时到她“自杀”为止,其间一定发生了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,使她最终了解到梁山伯对她的感情的真正实质。她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欺骗和羞辱:她对梁山泊的爱情,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游戏而已。

  在梁祝事件的结尾,祝英台肯定是以“失踪”方式离开我们的。她绝望地留下自己的“绣裙”,并再度改换男装,向一个我们无法知晓的地点逃亡,从此隐名埋姓,下落不明。

  为了对祝英台的失踪找到一种合理解释,作为地方富豪的马家可谓费尽了心思。他们编造大地(墓室)裂开,祝台跌入殉葬的情节,以瞒天过海,欺骗世人。就连国家官员和皇帝都对此深信不疑。在真假奇迹相混的东晋时代,人们可以轻信一切奇怪的事情。我不想对此有所物议。我所惊讶只是,尽管这宗案件破绽百出,但经过近千年的探询和阐释,却至今都没有人对此提出必要的异议。

“蝶恋花”还是“蝶恋蝶”

  在梁祝悲剧的结尾,出现了双飞不散的大蝶。据冯梦龙《情史》记载,祝英台死后,她的家人在墓前焚毁她遗留的衣物,那些衣服竟在火焰里化成了蝴蝶。当地人称黄蝶为梁山伯,黑蝶为祝英台。这再度向我们显示了“梁祝”故事的同性恋语义。

  《岭南异物志》记载说,南海有一种巨型蝴蝶,形状大如船帆,除去翅膀和脚足,还有八十斤重,味道极其鲜美。这种超级肉蝶如今早已销声匿迹,而人们所看见的蝴蝶,只是纤弱而美丽的鳞翅目昆虫而已,它象征着人类的自由与欢乐,以及对美丽事物的贪恋。它同时也是男性爱情的奇异代码。此外,蝴蝶和花(“蝶恋花”)还是男女爱情的对偶象征。

  对于蝴蝶的哲思,最早出现在庄周的寓言里。正是道家大师第一次揭示了这种昆虫与人类的密切关系。他们可以在梦的无意识状态中互相转化。庄周的蝴蝶梦表达了物体间界限的消解。《搜神记》(《太平寰宇记》所引之版本)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宗化蝶奇案,发生在战国时代的齐国。当时的昏君宋康王,霸占了手下官员韩凭的妻子何氏,韩凭含愤自杀,而他的妻子也从青陵台(今山东郓城)上跃下自尽,宋康王的侍卫急忙去拉她的衣裙,不料那些碎片随之化成了美丽的蝴蝶。

  梁祝故事似乎是何氏悲剧的某种延展,但其语义却大相径庭。我们发现,蝴蝶的蛹变过程是意味深长的,它从圆筒形或纺锤形的蛹里羽化而出,暗示着“女人”(幼虫期的毛虫)蜕变成了“男人”。祝英台的蝶化(男化),无疑就是针对梁山伯的情感承诺,即在经过性取向的转变之后,祝最终实现了他对于梁的非凡爱情。这是男同性恋者所期待的伟大时刻。蝴蝶在那个短瞬的时刻里脱颖而出,身上布满彩虹般的图案,在花丛里翩然起舞,变得仪态万方,光华照人。在生命形态的最终阶段,它向我们展示了其最灿烂的容貌。

  蝴蝶与花的关系,暗喻着男人对女人的爱情,但一对蝴蝶间的关系却是截然不同的,它要演绎的只能是两个男子间的爱情。这种情感无疑是难以启齿的。尽管东晋的宫廷和士大夫社群中流行“男同志”之风,但在一个儒学日益昌盛的时代,要完成对它的叙事,仍然必须借助转喻、双关和借代等修辞技巧。它的语义被含蓄地书写在比翼双飞的蝴蝶里,变成一个秘不可宣的哑谜,留待聪明的世人以解读。

  这就是“化蝶”在整个梁祝叙事中的核心价值。我不知道这个完美的结局究竟是什么人的杰作,但它无疑是整个传说的画龙点睛之笔,它躲藏在故事尾部,向我们揭示了整个悲剧的真正本质。

越剧的“女同志美学”

  在结构和元素没有受到任何毁坏的前提下,仅仅变换了一种密码,我们就获得了有关梁祝故事的全新版本。这与其说是一次标新立异的阐释行为,不如说是对梁祝故事的语义还原。正是这样的民间话语为近代戏曲提供了不朽的源泉,使它充满着某种迷离的异常情调,并且让那些寻常的情感文本黯然失色。

  尽管有过京剧(《英台抗婚》)、川剧(《柳荫记》)等各种梨园样式,但置身于江南民间同性恋的家园,越剧才是讲述梁祝悲剧的最佳曲种。1945年,袁雪芬与范瑞娟初演《梁祝哀史》,以后又重新整理上演,在1952年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剧本奖、演出一等奖、演员一等奖等,倍得殊荣。1953年,该剧又被拍成首部国产彩色戏曲艺术片,由此完全确立了越剧阐释梁祝的威权地位。

  梁祝故事与越剧与的这种亲缘,还因为其演员都由女性担纲。从“草桥结拜”、“十八相送”、“楼台相会”到“化蝶双飞”,一群美丽女子演出着男女众生的痴情故事,圆润婉转的舞蹈、软侬香甜的唱白、低回悠扬的丝竹,把被水乡环绕的戏台转换成了纯粹的女儿国度。“文革”企图改造越剧,强迫其纳入男性演员,但其结果竟然完全一样――所有男角都散发出女性的妩媚光辉。甚至连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,都不可阻挡地洋溢着女性般纤细柔软的情调。

  越剧的“功绩”就是从一个隐秘的角度改造了梁祝故事,把这一“男同志”的哀歌,悄然置换成“女同志”的情感圣剧。梁山伯看起来不是一个男性,而更像是“女同志”中扮演主动角色的T角,“他”逾越了男权文化的界限,书写着民族同性恋美学的瑰丽篇章。在前总理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,经过《红楼梦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情探》、《追鱼》和《碧玉簪》的不倦打造,越剧已经逼近这种美学的核心。

  然而,真正重要的事物也许并不在戏台之上,而是在戏台的四周。一方面是戏曲演员的言说影响了观众的言说(倾听)方式,一方面是观众对戏曲话语的强有力的设定,这场围绕舞台所展开的对话是没有边界和终结的,但支配戏曲语法的终级之手肯定不是表演者,而是那些脸庞隐没在黑暗中的民众,他们的趣味支配了戏曲。在民众的指引下,越剧沿着同性恋的方向胜利前进,达到了它们在上世纪中叶的高潮。

  注:本文始作于1991年,曾在各种媒体上刊发,有若干不同的版本,本文在原先基础上作了调整和增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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